當「愛國」成為武器，文革的幽靈還在嗎？
這幾年，生活在中國，一個非常明顯的感受是：告密和揭發的風氣正在回潮，而且愈演愈烈。從光鮮亮麗的當紅明星，到那些本來就處於社會邊緣的女權主義者、異議者，再到尋常百姓，甚至連自己的朋友圈都變得不再安全。這種景象，跟我們從歷史書上讀到、從長輩口中聽到，甚至是從書裡看到的「文化大革命」時期，那種「大義滅親」的紅衛兵文化，真的像得讓人心驚。
那個演員張哲瀚，就是因為幾年前參加了一個在日本靖國神社的日式婚禮，就被網友們翻舊賬，集體「扒皮」，最後被整個行業抵制。即便他出來道歉說自己「不親日，是中國人」，網友們還是不依不饒。還有台灣藝人小Ｓ，因為在東京奧運期間給台灣選手加油時用了「國手」這個詞，就被中國大陸網友圍攻，成了所謂的「台獨藝人」，丟了好幾個代言。這些事件，其實都是民族主義情緒在網絡上爆發的縮影。
但這不只是明星的事情，普通人也一樣。比如「雙減」政策剛出來那會兒，瀋陽有個家長，孩子補習考上高中了，轉頭就「實名舉報」了自己的物理老師。結果老師學費不僅要退回，還倒貼錢，最後被處分。你說這是為了什麼？ 有人覺得，這是政府長期以來進行「愛國訓練」的結果，加上近年來愈發嚴密和「高級」的審查制度，培養和鼓勵了新一代的民族主義者。在這種高壓的輿論環境下，「不愛國」成了一個特別好用的攻擊藉口，而表現得「狂熱愛國」呢，有時候也能撈到個人好處。
我最近讀了馮客寫的那本《文化大革命：人民的歷史》，裡面有很多細節，讓我對當下這種告密風氣有了更深的理解。書裡寫到，文革時期，政治性的大字報、所謂的「文攻武斗」，還有那種無處不在的檢舉揭發，都是典型的手段。公安部長謝富治就曾經指示警察要「支持紅衛兵」，告訴他們「不要說他們打壞人是錯的。如果他們一怒之下打死了人，那就算了」。北京在 1966 年 8 月下旬，每天都有上百人被紅衛兵打死。學生們被號召到北京參加「革命」，雖然在有人看管的時候表現好，但沒人看管的時候，他們自己人之間也會互相攻擊，用拳頭和皮帶互毆，甚至有人被打到顱骨破裂。
文革的時候，「清理階級隊伍」運動目標是揪出所謂混入黨內的間諜、叛徒，還有「兩面派」。他們會翻閱解放前的檔案，尋找隱藏的敵人、特務、與外國勢力有聯繫的人。書裡提到很多令人髮指的例子，比如河北有一個完全是虛構出來的「新國民黨」案，導致了幾百人被逼供、數百戶人家被抄家，七百多人被逼死，一千多人終身傷殘。湖南道縣發生的大屠殺，將近五千人因為出身不好——舊地主、富農、反革命分子的子女——而遭到屠殺，甚至連嬰兒都不放過。這種「煽動群眾鬥群眾」的做法，和現在網絡上那種有組織、有目標地攻擊所謂「不愛國」的人，原理上是相通的。毛澤東當時利用人民，但人民其實也在利用這個運動達到自己的目的。
那時候，整個社會都陷入了混亂。派系鬥爭讓很多城市變成了戰場。書裡提到，廣西在 1968 年夏天有八萬人被殺害，地方民兵和軍方聯手追殺所謂的「造反派」和「政治棄卒」。在柳江，有人被當眾斬首示眾。廣州甚至有人被砍頭、肢解後扔進水裡，屍體順著河流漂到香港和澳門。這不是單純的政治運動，是血淋淋的暴力和人性的扭曲。
為了備戰，全國搞「三線建設」，在內陸深山裡建工廠，投入了巨資，但經濟上卻是場災難，僅次於「大躍進」。農村搞「學大賽」，強行收回農民的自留地和牲口，搞集體化，結果適得其反。這一切都顯示出那種極權體制下，以政治狂熱來改造社會和經濟的荒謬與殘酷。
不過，雖然體制高壓到了極致，但人們的韌性也讓人驚訝。書裡提到，在文革後期，一種「第二社會」悄悄出現了。國家的計畫經濟一塌糊塗，商品短缺，農民為了活下去，偷偷開展地下經濟活動，搞黑市，種黑市裡賣得好的作物，甚至把公社的土地分給自家種。城市裡也是，禁書在地下流傳，手抄本、油印本偷偷傳閱。人們閱讀外國小說和批評共產主義體制的書，比如南斯拉夫的米洛凡 ﹒古拉斯寫的《新階級》，還有索忍尼辛的《伊凡 ﹒傑尼索維奇的一天》。這些都幫助讀者對共產革命產生批判性的觀點。即使是情色小說，在那個壓抑的環境裡，也賣到天價。這說明，即便在高壓統治下，人們依然會想辦法尋求自由和真實，這是一種民間自發的反抗和生存方式。
回頭看現在，網絡上的告密、人肉搜索、政治站隊，跟文革的手法多麼相似。雖然程度和形式不同，但核心都是利用某種政治正確（現在是「愛國」和民族主義）來打壓異己。有專家就說了，中國缺乏有效的法律來保障言論自由，這就讓網民可以選擇性地批鬥那些「政治不正確」的人，造成了空前的民粹主義。這在高漲的民族主義和緊張的國際形勢下，真的讓人非常擔憂，隨時可能「擦槍走火」。很多人都懷念以前大學裡那種「思想自由，兼容並包」的氣氛。也有人感嘆，沒想到中國會走到這一步。
《文化大革命》這本書讓我看到，那段歷史的傷痕有多深，那種對人性的摧殘有多可怕。而現在這種告密文化的死灰復燃，就像是文革的幽靈還在遊蕩。我們不能忘記過去的教訓，不能讓那種互相猜忌、互相傷害的模式再次主導我們的社會。捍衛每一個人的言論自由，拒絕成為告密的幫兇，用批判的眼光看待那些被操縱的民族主義情緒，這太重要了。因為一旦「愛國」成為可以隨意攻擊他人的武器，我們每個人都可能成為下一個受害者。鄧小平雖然在文革後選擇性地追究了少數人（比如審判「四人幫」），但為了避免大規模的清洗和動搖黨的統治，很多參與過文革的人並沒有被追責。他也一直試圖和文革保持距離。但 1989 年 6 月的事件表明，當國家認為自己的統治受到威脅時，仍然會毫不猶豫地使用暴力來壓制不同的聲音。這種「一黨專政不可違抗」的訊息，直到今天依然無所不在。這就是為什麼，警惕文革幽靈的回歸，追求真正的民主和自由，對我們來說，從來就不是一個抽象的口號，而是關乎每個人命運的現實。